脑膜瘤起源于包裹大脑和脊髓的蛛网膜内的蛛网膜颗粒细胞，是常见的原发性脑肿瘤。年发病率约为每10万人6-8例，发病高峰见于中年患者，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在2:1至3.5:1之间，具体取决于年龄组。值得注意的是，偶发脑膜瘤很常见，患病率可达0.9%。
绝大多数脑膜瘤被归类为良性（WHO 1级）。然而，约15%–20%的脑膜瘤表现出非典型行为（WHO 2级），在极少数情况下（病例的1%–2%），脑膜瘤可能为恶性（WHO 3级）（Louis等人，2016）。
在脑膜瘤的危险因素中，性激素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INC国际神经外科医生集团旗下世界神经外科顾问团（WANG）成员、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WFNS）颅底手术委员会前主席Sebastien Froelich教授（福洛里希教授）等在《Recommend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meningioma and sex hormone therapy:The results of a collaborative effort between neurosurgical,endocrine and gynecological societies》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这一重要议题。该研究通过检索Pubmed/Medline、Scopus及NIH临床试验数据库，最终对237篇文献进行了深入评估，并结合相关交叉引用文献，在完成全面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学科共识建议，旨在为临床医生管理同时接受激素治疗的脑膜瘤患者提供最新循证指引。
与脑膜瘤相关的7个危险因素
多种因素被认为与脑膜瘤的形成有关，其中2型神经纤维瘤病和电离辐射是明确的致病因素（Wiemels等人，2010b）。鉴于女性发病率较高（Klaeboe等人，2005；Wiemels等人，2010a），妊娠期间生长加速（Kerschbaumer等人，2015；Lusis等人，2012；Dumitrescu等人，2014），乳腺癌患者风险增加（Lopez-Rivera等人，2020；Miller,1986），脑膜瘤中存在激素受体（Agopiantz等人，2023），以及接受抗雄激素治疗的男性患脑膜瘤风险增加（Weill等人，2021），性激素一直被怀疑参与脑膜瘤的发病机制。这些关联对在脑膜瘤治疗中使用性激素疗法的安全性提出了疑问。
在许多情况下，在脑膜瘤治疗期间避免性激素治疗是可能的。然而，也存在一些难以替代激素治疗的情况。例如，醋酸环丙孕酮（一种治疗严重高雄激素血症非常有效的孕激素）和醋酸诺美孕酮（在特定情况下替代子宫切除术的有效药物）的使用与脑膜瘤进展相关（Weill等人，2021；Hoisnard等人，2022）。
因此，对于任何与性激素治疗相关的脑膜瘤病例，至关重要的是由患者、神经外科医生、患者的妇科医生和/或内分泌科医生进行全面的多学科讨论。当前面临的挑战是，需要基于现有的科学数据，为脑膜瘤患者提供关于其激素治疗的明确且可靠的建议。既往研究已总结了性激素与脑膜瘤关系（Hage等人，2021）。
01
遗传性疾病
遗传性疾病（NF2,NF1,PTCH1,CREBBP,VHL,PTEN,CDKN2A）：已知患有某些遗传性疾病，如2型神经纤维瘤病、1型神经纤维瘤病、PTCH1突变、CREBBP突变、von Hippel-Lindau综合征、PTEN突变、戈尔茨-戈林综合征、考登综合征、1型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维尔纳综合征、鲁宾斯坦-泰比综合征、BAP1肿瘤易感综合征、CDKN2A突变或家族性脑膜瘤病（SMARCB1和SMARCE1基因种系突变）的个体，患脑膜瘤的风险最高。导致患者易患脑膜瘤的基因异常谱系仍在不断扩大（Kerr等人，2018）。
02
个人和/或家族脑膜瘤或乳腺癌病史
有个人脑膜瘤病史或有脑膜瘤家族史（Claus等人，2011）或乳腺癌家族史的个体，患病风险会增加（Rao等人，2009）。反之，患有脑膜瘤也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Degeneffe等人，2023）。两者关系错综复杂，甚至有乳腺癌转移至脑膜瘤的报道，即脑膜瘤成为乳腺癌转移的目标宿主（Caroli等人，2006；Lee等人，1998；Turner等人，2021）。
03
电离辐射暴露史
暴露于电离辐射，尤其是在年轻时，是脑膜瘤的明确危险因素。此因素与风险增加显著相关（Umansky等人，2008）。在一系列因白血病接受头颅照射的儿童中，22%的患者至少发生1个脑膜瘤（平均在照射后25年，范围14-34年）（Banerjee等人，2009）。与自发性脑膜瘤相比，放射诱发的脑膜瘤中2级和3级比例更高，无女性优势，多发脑膜瘤风险更高。潜伏期长短取决于放射剂量及是否联合化疗（Yamanaka等人，2017）。
04
肥胖
有新兴证据表明肥胖与脑膜瘤风险增加相关，尽管其关联不如上述因素强。确切机制尚不清楚，但可能与高水平的游离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有关（Shao等人，2014）。与其他部位相比，肥胖男性更可能发生颅底脑膜瘤，但在女性中未发现此关联（Khazanchi等人，2024a,2024b）。
05
年龄（老年患者）
脑膜瘤的风险随着年龄增长呈线性增加，老年个体发病率更高（85岁以上患者发病率为每10万人50例）（Wiemels等人，2010a）。发病率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偶然诊断的脑膜瘤数量增加。
06
头部创伤
流行病学研究提示创伤性脑损伤与脑膜瘤之间存在相关性，有病例报道在既往头部外伤部位发生脑膜瘤（Francois等人，2010）。然而，关于该主题的最新文献综述未发现头部损伤与脑膜瘤之间存在关联（Shah等人，2022）。
07
性激素的影响
性激素对脑膜瘤的影响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已得到认识，最初由Cushing和Eisenhardt在一名孕期症状快速进展的患者中描述（Cushing,1929）。
多项观察结果进一步提示了性激素对脑膜瘤的潜在影响：
女性发病率更高：脑膜瘤在女性中更常见，尤其是老年女性。根据多项流行病学研究，在20-34岁年龄组，观察到性别比（女:男）为2；在35-44岁年龄组，观察到性别比为3；此后，性别比随年龄线性下降。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平均性别比评估为2（Klaeboe等人，2005；Wiemels等人，2010a）。
妊娠期间激素影响：生育年龄女性的脑膜瘤发病率较低，脑膜瘤在妊娠过程中很少发生（患病率0.1–0.5%）。然而，在某些病例中观察到妊娠期间脑膜瘤生长加速，并可能导致危及生命的并发症（Dumitrescu等人，2014；Barghouthi等人，2020）。由于症状性妊娠诱发脑膜瘤生长很罕见，目前尚无关于妊娠期间脑膜瘤相对生长的临床研究。
乳腺癌患者风险增加：在乳腺癌患者中观察到脑膜瘤风险增加了26%，无论这些患者接受了何种治疗（Lopez-Rivera等人，2020；Miller,1986）。乳腺癌的激素受体状态与患脑膜瘤的风险之间无关联的研究发现（Lopez-Rivera等人，2020），否定了两种肿瘤与激素受体关联是导致此风险增加的原因。
接受抗雄激素治疗的男性患脑膜瘤风险增加：在跨性别患者（男变女）中，使用环丙孕酮与脑膜瘤风险增加相关。在该队列中，脑膜瘤的发病率被确定为每10万人年20.7例（Weill等人，2021）。
这些发现引发了关于接受激素治疗（包括避孕药和更年期激素治疗）的女性患脑膜瘤风险可能增加的担忧。几十年来，性激素对脑膜瘤的影响已得到认识，需要并且正在进行进一步研究以理解这种关联的机制和临床意义。
BMJ：长期这些激素药物,患脑膜瘤的风险或增加3-6倍
福洛里希教授多年来专注于颅底肿瘤的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脑膜瘤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在接受INC专访时，他表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女性患者出于多种原因使用的黄体酮治疗与脑膜瘤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有时候仅仅是停止使用该药物，就能无需手术治疗。因为这种药物可能会促进某些脑膜瘤的生长，甚至加速它们的复发。”
福洛里希教授团队，还在法国全国筛选了近2万脑膜瘤病例，进行了全国性的病例对照研究，验证孕激素使用和脑膜瘤发病风险关系。研究发现，长期使用醋酸甲羟孕酮和普罗米孕酮可增加颅内脑膜瘤的发生风险。其中，长期使用（一年或以上）醋酸甲羟孕酮与需要手术治疗的颅内脑膜瘤患病风险增加5.6倍相关，长期使用美屈孕酮与风险增加4.1倍相关，长期使用普美孕酮则与风险增加2.7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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